中國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負外部性計量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劉??焰

摘??要:?以我國規模以上21個高污染工業行業為對象進行研究，首先，將環境負外部性分為顯性負外部性和隱性負外部性，以環境污染帶來的直接社會資源耗費衡量顯性負外部性，以環境污染造成的國民健康福利損失衡量隱性負外部性；第二，根據高污染工業“三廢”數據，運用因子分析法，計量其各年的環境污染指數；第三，運用回歸分析法,分析環境污染指數與顯性負外部性和隱性負外部性的相關性；最后運用微分分析法，計量高污染工業行業總的環境負外部性。研究發現，高污染工業行業的隱性環境負外部性高于顯性負外部性兩倍以上；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環境負外部性越小；國家環境管理制度有利于降低環境負外部性；而人均GDP與環境負外部性顯著正相關。

關鍵詞:?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負外部性；?環境污染指數

中圖分類號:?F23；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320（2018）01-0157-10

基金項目：廣東省科技計劃項目（2015A030401085）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每年因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占當年ＧＤＰ的6.8％左右，其中高污染工業行業 “三廢”排放造成的環境污染及其經濟損失尤其值得關注。筆者針對高污染工業行業的 “三廢”排放，從工業“三廢”對社會造成的顯性經濟成本和隱性國民健康福利損失兩方面，計量其環境負外部性。筆者結合計量經濟學方法和微觀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法，通過對環境負外部性的計量，試圖為環境成本內在化提供一種可行的分析思路。

綠色GDP核算的思想與方法對于環境負外部性的計量起了重要的影響作用。傳統GDP衡量的是通過市場交易的產品與服務的價值總和,以任何貨幣交易都會“增加”社會福利為假設前提。事實上,有些貨幣性交易，如產生環境污染的經濟活動，在帶來經濟收益的同時也會減少社會福利。綠色GDP核算就是對傳統GDP核算的結果進行環境成本調整，從傳統的GDP中扣除貨幣性交易帶來的環境負面影響，得到“經環境成本調整的GDP”,簡稱EDP。其計算公式可表述為：EDP=?國內生產凈值?(NDP)-資源耗減價值-環境退化價值，其中，資源耗減成本，指的是核算期內經濟系統所消耗的所有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對于生產性企業而言，這種資源損耗價值通過市場交易成為企業內在化的成本，計入企業的產品成本之中。而環境退化價值，指核算期內經濟系統導致的自然生態破壞帶來的損失，這種損失并未由企業承擔，它存在于企業成本核算體系之外，由全社會共同承擔，因此，它構成企業環境負外部性的重要內容。此外，筆者認為，企業環境污染造成的公眾生命健康與福利損失，同樣沒有內在化為企業自身的成本費用，它更加潛在和廣泛地影響著社會公眾的健康壽命和生活質量，影響著社會福利。因而，企業的環境負外部性應包括兩方面內容：生態環境退化成本和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

在環境退化成本的計量方面，受到綠色GDP核算方法的影響，理論與實務界較為廣泛地采用維護成本法［1］，以直接支付的生態恢復和環境保護的費用，核算環境污染造成的自然生態退化損失。世界眾多國家進行綠色GDP核算時，采用維護成本法衡量環境退化的經濟損失，我國許多省市核算綠色GDP過程中，也普遍使用污染治理投資額衡量生態恢復和保護成本［2］。此外，部分研究者還運用數理分析方法，建立相關數學模型，研究環境污染導致的自然生態退化損失，如Kwak等采用?MAUT?（多屬性效用理論）對韓國首爾大氣污染損失進行計算［3］(P237-344)；采用“劑量—反應法”衡量英格蘭和威爾士汽車尾氣排放的鉛造成的污染損失［4］(P621-625)；郝吉明，李繼等推導出適用于我國的硫沉降導致森林損失的“劑量—響應”函數，并以湖南省為例，推算出SO2排放導致的森林損失［5］；楊志明等采用損傷函數和市場價值法，對廣東、廣西兩地酸沉降破壞材料造成的損失進行了估算［6］。

在衡量環境污染對公眾生命健康福利和國民生活質量的影響方面，由于這種影響具有隱蔽性和無形性，實務中通常采用替代市場法進行計量。顯露偏好法就是一種被廣泛使用的替代市場法，使用該方法時，需選擇某種市場化的物品或服務作為替代變量，將環境品質下降帶來的負面效應予以貨幣化，具體包括“市場價格法”“享樂定價法”和“旅行費用法”三種估價技術。如陳碩、陳婷以呼吸系統疾病和肺癌相關治療費用，衡量環境污染對公共健康造成的損失［7］；M.A.Delucchi等利用享樂價格法計算美國大氣污染造成的健康損失［8］(P139-152)。此外，李瑩等采用意愿調查法對北京市環境污染的損害成本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研究范圍內的北京市居民為５年內降低大氣污染物質濃度?50%?的平均支付意愿是每戶每年143元［9］。胡雁等采用了人力資本法計量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的損害［10］。

高污染工業行業在生產過程中會污染大氣、水體、土壤等自然資源，形成自然環境退化的損失，并間接影響公眾生命健康福利，因而，筆者對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負外部性的計量，圍繞其導致的環境退化成本和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進行。對環境退化成本的核算，理論與實務界較為廣泛采用維護成本法，這種計量方式實際上核算的是環境污染導致的直接社會經濟資源損失，即為生態恢復和環境保護支付的費用［11］。筆者承襲這種對環境退化成本的計量方式，核算高污染工業行業的工業“三廢”帶來的直接社會經濟資源的損耗，因而環境退化成本是可以直接用貨幣計量核算的經濟性成本，本文將其歸類為顯性的環境負外部性；而環境污染造成的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相對于環境退化成本更具有潛在性和隱蔽性，難以使用直接的貨幣手段對其進行計量，必須選擇相應的替代市場和替代性指標來衡量，因而，筆者將其歸類為隱性的環境負外部性。即從顯性和隱性兩方面，共同計量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負外部性，最終核算該行業總的環境負外部性。

筆者首先以因子分析法全面計量2002-2012年我國高污染工業行業“三廢”排放的環境污染指數，再運用回歸分析法和邊際分析法，分析單位環境污染指數的變化導致的顯性和隱性的環境負外部性，最后計量高污染工業行業2002-2012年總體的環境負外部性。筆者將邊際成本理論與計量經濟學方法相結合，應用微分分析法，從環境污染帶來的直接經濟資源耗費和公眾生命健康福利的損失兩方面，計量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負外部性，并提出相應的建議和對策，因而該研究具有理論意義與現實可行性。

二、研究思路與設計

（一）樣本選擇

參考袁廣達的分類方法，將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等21個行業劃歸高污染工業行業［11］。

針對上述高污染工業行業，統計其2002-2012年的工業“三廢”（廢氣、廢水、固定廢棄物，以下同）的數量，其中，廢氣包括：廢氣(億標立方米)?、二氧化硫(萬噸)?、煙塵(萬噸)?、粉塵(萬噸)；廢水包括廢水(萬噸)、汞(噸)?、鎘(噸)?、六價鉻(噸)?、鉛(噸)?、砷(噸)?、揮發酚(噸)?、氰化物(噸)?、化學需氧量(噸)?、石油類(噸)?、氨氮(噸)；固體廢棄物以萬噸計。據此，計量高污染工業行業“三廢”的環境污染指數，以及單位環境指數變化導致的環境負外部性。

（二）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2003-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衛生與計劃生育統計年鑒》《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中國化學工業年鑒》等。由于上述年鑒的出版具有2-3年的滯后性，所以本研究年度僅為2002-2012年。

（三）?研究思路與方法

1.采用因子分析法，計量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污染指數

具體而言，以高污染工業制造企業排出的工業“三廢”為計量對象，采用因子分析法，對高污染工業行業上述指標進行賦權，計量出高污染工業行業2002-2012年11年的環境污染指數。

2.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法，分析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指數與環境退化成本和公共健康福利損失的相關性

以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污染指數為解釋變量，以該行業造成的直接經濟資源耗費和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為被解釋變量，分析環境污染指數變化與生態恢復保護成本和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的相關性，從顯性和隱性兩方面，共同分析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的負外部性，并進一步衡量總的環境負外部性。相關變量的設置如下：

被解釋變量的選取：

第一，對環境退化成本變量的設置。如前所述，對于環境退化成本的衡量，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維護成本法，如瑞典根據SEEA核算體系進行綠色?GDP核算時，將傳統GDP?中包括的環保性支出作為環境退化成本予以扣除；日本和韓國的綠色?GDP賬戶都包括環保支出賬戶，并以生態恢復和環境保護費用衡量環境退化成本。因此，筆者選擇2002-2012年我國工業行業的環境污染治理費用，衡量環境退化所直接消耗的社會經濟資源。

第二，對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變量的設置。高污染工業行業對國民健康和公共福利的影響，體現對人均壽命、公眾生命健康、國民生活質量水平等非直接經濟損失的影響，這種影響缺乏直接的市場估價標準，一般需要尋找替代市場和替代變量，對其進行計量。

國外學者對于環境污染對公眾健康危害的量化研究，始于對美國居民健康調查數據的研究。B.Rrunekreff發現，生活在城市化、工業化程度較高地區的居民，患呼吸系統疾病尤其是肺癌的概率要高于對照地區（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低、污染少的地區）相應概率的0.3至1.5倍［12］；據世界環境衛生會議調查研究，空氣污染與嬰幼兒早產、夭折及肺部發病率都有重大關聯［13］；N.Künzli et al.對奧地利、法國和瑞士的交通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其結論為交通引起的空氣污染造成每年約6%的人口死亡率［14］；何慶慈、孔玲莉針對學齡兒童進行了調查，發現當大氣總懸浮微粒、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超標時，兒童呼吸系統疾病患病率明顯高于無污染區［15］；陳碩、陳婷針對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污染源，對161個樣本地區的空氣質量與公共健康間關系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為二氧化硫會提高呼吸系統疾病特別是肺癌的死亡率。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對中國2014年城市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死因構成統計的資料顯示，呼吸系統疾病的死亡率為74.14人/10萬人，位居疾病死亡原因的第四位，且該排名近幾年來一直穩定。可見，呼吸系統疾病及肺癌與空氣污染具有最直接的關聯。為排除其他因素導致的國民生命健康損失，筆者參照陳碩、陳婷的相關方法，選擇2002-2012年我國呼吸系統疾病住院費用與肺癌住院費用之和為替代指標，衡量高污染工業行業對公眾生命健康福利造成的損失。環境污染程度提高，則呼吸系統和肺癌病人的人均住院費用上升，國民健康福利水平下降。

控制變量的選擇：

影響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負外部性的因素還包括國家產業結構狀況、對外開放水平、國家財政收入水平以及國家環境保護制度等因素。在此，國家產業結構狀況指高污染工業行業產值占國家GDP總值的比例，從理論上分析，這一比例對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負外部性會產生直接影響；此外，Antweiler等［16］(P877-908)，黨玉婷［17］，張相文、黃娟等［18］的實證研究結果都證明一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影響一國的環境質量水平，國家財政收入水平影響著國家對高污染行業的投資和扶持力度，從而影響著生態恢復和保護費用的投入水平，并對資源、環境與國民健康產生影響。國家環境管理制度，同樣影響著企業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力度。我國環境管理制度包括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綜合整治與定量考核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三同時”制度等。其中“三同時”制度是我國環境保護法的重要內容，是我國實施環境保護的基本制度，其具體內容為建設項目的環境保護措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運行。席俊清、韓向宇等指出，“三同時”制度已被許多研究者認為對企業節能減排投資有著重要影響［19］；此外，一國GDP水平影響著環境治理投資水平和國民醫療支出水平，因而，筆者針對上述因素，選取相關變量作為回歸模型的控制變量。相關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表變量名稱符號說明被解釋

資料來源：作者編制。

筆者參考袁廣達的分析方法，建立二個多元一次回歸方程，分析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污染指數與生態恢復與保護費用以及國民健康福利損失關系，具體如式（1）和式（2）所示。

式(1)和式(2)中，βi為待估計的回歸參數，u為隨機誤差項。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3.運用微分分析法，計算高污染工業行業2002-2012年的環境負外部性

首先運用微分方法，計量2002-2012年高污染工業行業單位環境污染指數變化導致的環境退化成本和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并對其求和，計量單位環境污染指數變化導致的全部環境負外部性；再以此為依據，通過計算高污染工業行業各年環境污染指數的變化，計量各年的環境負外部性及其總和。具體計量方法為：

第一，分別對擬合出的回歸方程組中的PI求一階偏導，求出的偏導值既為2002-2012年環境污染指數每提高一單位，帶來的環境退化成本以及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相關回歸方程中PI的回歸系數β1，為2002-2012年環境污染指數每提高一單位，帶來的環境退化成本和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的變化。再對二個回歸方程中PI的系數β求和，即高污染工業行業2002-2012年單位環境污染指標變化導致的環境負外部性。具體公式為式（3）所示。I

式（3）中，IEU為單位環境污染指數變化帶來的環境負外部性，（Elnv）表示以環境退化成本為因變量的回歸模型（式1），（MedicFee）表示以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為因變量的回歸模型（式2）。

第二，從2003年到2012年，計算各年的環境污染指數與上年的差額，再分別乘以IEU,然后求和，以此計算2002-2012年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負外部性總額。具體如式（4）所示：

(4)

式（4）中，IET為2002-2012年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負外部性總價值量，ΔPIi為2003-2012各年中，某年PI值與前一年的PI值之差，即每年增量的環境污染指數，i=1-10。

?

三、?實證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以因子分析法計量高污染工業行業2002-2012各年的環境污染指數

1.進行KMO?和巴特利特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KMO?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

2002-2012年中，高污染工業行業的各項污染物數據的KMO檢測值總體上都大于0.5，Bartlett’s test相應的概率均遠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因而可以進行因子分析。

2.擬合因子得分計量模型

分別對2002-2012年的高污染工業行業的“三廢”數據進行因子分析，分別提取了2公共因子，設為P1、P2。根據因子分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得出11個綜合得分函數式，如式（5）-（15）所示。

F₂₀₀₃=(41.102?* P₁?+30.716?* P₂)/?71.818 ??????????????????（6）

F₂₀₀₄=(44.173?* P_1?+31.374* P₂) /?75.547 ???????????????????（7）

F₂₀₀₅=(44.058?* P_1?+32.364* P₂) /76.422 ???????????????????（8）

F₂₀₀₆=(43.374?* P_1?+ 33.041 * P₂) /?76.415 ???????????????????（9）

F₂₀₀₇=(43.324?* P₁?+33.024 * P₂) /?76.349 ??????????????????（10）

F₂₀₀₈=(43.168* P₁?+ 33.107?* P₂) /?76.275 ??????????????????（11）

F₂₀₀₉=(43.747* P₁?+35.028* P₂) /?78.775 ??????????????????（12）

F₂₀₁₀=(44.321?* P₁?+ 36.256 * P₂) /80.577 ??????????????????（13）

F₂₀₁₁=(44.094* P_1?+32.630* P₂) /76.679 ??????????????????（14）

F₂₀₁₂=(44.406?* P_1?+ 34.636* P₂) /79.042 ??????????????????（15）

3.高污染工業行業2002-2012各年環境污染指數的計量結果

根據各年的環境污染指數因子得分計量模型，計量各年的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污染指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高污染工業行業各年的環境污染指數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計算。

由表3可見，2005年和2012年，環境污染指數較大，其次為2001年、2003年，而2002年、2004年、2008年和2010年，環境污染指數為負值，說明這幾年度高污染工業行業“三廢”環境污染程度有所改善。

（二）?描述統計與回歸分析

1.描述性統計

表4 ?描述性統計表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

由表4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可見，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指數最大值為0.01423，產生于2005年，最小值為-0.0075，產生于2004年，平均值為0.00112。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中，最大值為8253.46億元，產生于2012年，而最小值為1367.2億元，產生于2002年。

對上述變量進行Pearson相關性檢驗，如表5所示。

由表5可見，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污染指數與環境退化成本和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在10%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程度越高，產生的直接社會經濟資源損耗和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越大；對外開放水平與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在5%水平下負相關，說明對外開放有利于改善環境負外部性；國家財政收入水平與人均GDP水平這兩個自變量在1%水平上嚴重自相關。環境管理制度與公眾生命健康損失在10%水平下顯著負相關，說明國家環境管理相關制度可以抑制高污染企業的環境負外部性；人均GDP水平與生態恢復與保護費用以及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均顯著正相關，說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帶來嚴重的環境負外部性損失。

表5 ?Pearson相關性分析

注：括號內數值為P值。***、**、*分別指在1%、5%、10%水平下顯著。2.回歸結果分析

以環境退化成本和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為被解釋變量，以環境污染指數為解釋變量，以產業結構比例、對外開放水平、人均GDP水平以及國家環保制度為解釋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由于國家財政收入水平變量與人均GDP水平變量間存在嚴重的自相關關系，在兩個回歸模型的回歸結果中，國家財政收入變量均被作為共線性統計量剔除。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回歸分析結果

注：括號內數值為t檢驗值。***、**、*分別指在1%、5%、10%水平下顯著。表6中各項環境負外部性的價值量相關計價單位均為億元。參照陳碩、陳婷的方法，公共健康福利損失根據呼吸系統疾病與肺癌相關住院治療費用計算，相關數據根據2003-2013年《中國衛生與計劃生育統計年鑒》相關資料統計計算。

由表6可見，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指數與環境退化成本在10%水平下顯著正向相關，環境污染指數每增加一個單位，帶來52709.185億元的生態恢復與環境保護支出；此外，環境污染指數與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在10%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指數每提高一單位，導致呼吸系統疾病及肺癌住院治療的相關費用提高119207.274億元；產業結構變量對環境負外部性的影響未見顯著；對外開放水平在5%水平下與環境退化成本以及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顯著負相關，說明對外開放水平越高，環境治理費用和相關疾病治療費用越低，環境負外部性越弱。環境管理制度變量與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在10%水平下顯著負相關，說明國家環境管理相關制度對高污染工業行業的污染排放產生了制約作用，有利于改善環境質量，增進社會福利。人均GDP水平與環境退化成本顯著正相關，說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仍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經濟增長一個單位，會導致12289.8億元的生態恢復保護費用的投入。

（三）?運用微分方法，計量高污染工業行業2002-2012年環境負外部性價值量

高污染工業行業2002-2012年，環境污染指數每提高一單位，環境負外部性增加的價值量IE(H)計量過程與結果如式（16）所示：

（16）

由式（16）可見，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指數每提高一單位，帶來的環境退化成本為52709.185億元，帶來的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為119207.274億元，總計171916.645億元。

將2003年至2012年各年的環境污染指數與上年相比較的變化值,分別乘以單位環境污染指數變化導致的環境負外部性值171 916.645億元，然后進行加總，可以計量2002-2012年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負外部性的總值，具體如式（17）所示。

（17）

2002-2012年，我國高污染工業行業產生由于環境污染程度的提高，導致的環境負外部性價值總計為2 819.432億元。由于本文計量的對象僅限于2002-2012年高污染工業行業的工業“三廢”環境負外部性，因而其總額占同期GDP總額的比例為0.1%。

四、?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高污染工業行業是我國環境污染的重要來源，對我國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負外部性進行計量，有利于促使企業的環境成本內在化，形成環境成本的補償機制，增進社會福利。筆者以我國高污染工業行業為對象，對高污染工業行業規模以上的21個行業的工業“三廢”進行統計，運用因子分析法，計量了高污染工業行業2002-2012年的環境污染指數，并以各年的環境污染指數作為解釋變量，以高污染工業行業帶來的顯性的資源耗費成本和隱性的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作為被解釋變量，以產業結構狀況、對外開放水平、人均GDP和環境管理制度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回歸分析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指數與行業環境污染導致的顯性和隱性環境成本的相關性，再采用微分分析法，分析每一單位環境污染指數的變化導致的顯性和隱性環境成本的變化，以此為依據，計量2002-2012年間高污染工業行業總的環境負外部性。結論為：

1.2002-2012年，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指數顯現出一定的波動變化態勢，2002年、2004年、2008年和2010年，環境污染指數為負值，2005和2012年，環境污染指數較大，近年有擴大趨勢。

2.2002-2012年，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指數每提高一單位，帶來的環境負外部性為171916.645億元，其中，顯性的環境負外部性為52709.185億元，隱性的環境負外部性為119207.274億元。說明高污染工業行業的隱性環境負外部性高于顯性環境負外部性2倍以上。歷史經驗教訓也證明，環境污染帶來的公共健康福利損失遠遠大于經濟損失，如1930年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造成當地40%以上人群發生呼吸道疾病以及大量民眾死亡，成為２０世紀最早記錄的大氣污染慘案；以及1943年由汽車尾氣及工業廢氣排放引起的洛杉磯煙霧事件、1948年美國多諾拉煙霧事件，以及我國目前較為嚴重的霧霾現象。因而，環境污染的公共健康福利損失，更應成為關注和研究的重點。

3.對外開放水平越高，高污染工業行業的環境負外部性越弱。這與資源稟賦假說相一致［20］(P215-247)，也與眾多學者的研究結論相吻合。大部分實證分析都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說，如Antweiler W & Copeland BR等建立微觀理論模型，以SO2為污染指標，采用44個國家、109個城市1971～1996年間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發現自由貿易有助于改善處于樣本平均水平的國家的環境；黨玉婷認為，對外貿易能使中國有機會接觸世界最先進的污染物處理技術，由此產生的技術效應大大降低了我國制造業各行業的產污系數。張相文、黃娟等分析中國?21個工業行業的對外貿易對?SO2排放的影響，證明中國的對外貿易有利于節能減排；而劉渝琳等證實進口貿易可抑制環境污染，但出口與FDI加劇了中國環境污染［21］。

4.環境保護制度變量與公共健康福利損失負相關，說明國家環境管理相關法律和制度，對于高污染工業行業產生了制約作用，促進了企業環保投資，有利于改善環境質量，增進社會福利。相關的研究也支持這一結論，如張平淡等采用2005-2009年我國30個省份環保投資數據，發現環保投資對SO2減排具有明顯積極影響［22］。

5.人均ＧＤＰ水平與環境退化成本顯著正相關，說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仍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經濟增長幅度越大，導致的環境污染越嚴重，則會消耗更多的社會經濟資源用于生態恢復與環境治理。

（二）?建議

1.近年來行業污染指數呈現出提高趨勢，企業應進一步加強內部技術創新，開發節能環保技術，而不能依靠環境污染后的治理性投資進行環境改善。環境治理投資越大，直接社會資源耗費越多，環境的負外部性會越大。

2.由于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的隱性負外部性遠遠高于顯性負外部性，政府與企業應綜合制約與治理兩方面的負外部性，尤其要關注隱性的負外部性。從已有的對環境負外部性的評估理論與方法看，大多側重于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經濟損害進行評價，但環境隱性負外部性對國民健康福利和生活質量的影響更具隱蔽性，應對其計量的方法進行深入研究。環境負外部性的經濟損失補償標準比較直接，而環境負外部性的國民健康福利損失的補償標準，也應進一步斟酌和研究。

3.對外開放水平與我國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污染指數顯著負向相關，因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擴大進出口貿易，將有利于我國高污染工業行業節能降耗，減少污染治理成本。由于西方國家出口產品相對于我國較為清潔，其帶來的本國環境污染程度更低，而我國出口產品技術相對落后，能耗相對大，產品生產及出口帶來了較嚴重的國內環境成本。胡飛也證實出口規模的擴大加劇了我國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環境污染,進口規模的變化未對我國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環境污染產生明顯的影響［23］。因而，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加大西方先進技術與產品的進口，將會抑制我國環境負外部性，更會加倍提高國民的健康福利水平。

4.進一步建立健全國家環境管理制度。我國環境投資結構中，“三同時”環境投資占比例很大，這一方面說明環境管理制度對企業節能減排起到了促進作用，另一方面也說明，環境管理制度與方法應該更加多樣化。政府可針對不同工業行業，制定不同等級的環境負外部性控制標準和損失補償標準，可將環境負外部性控制標準分為安全標準、預警標準、紅線標準等多個等級，使環境管理制度具有層次性。當行業和企業環境負外部性超過一定控制標準后，相關管理部門應強制實行環境損失補償，包括顯性的資源耗費損失和隱性的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的補償。

5.政府與企業都具有相應的社會責任，改變我國經濟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全面提高經濟發展的水平。這既是降低我國高污染工業行業環境負外部性的根本性舉措，同時也使我國國民經濟逐漸走上健康發展之路。

鑒于資料的可獲得性和分析方式的局限性，筆者對于環境負外部性的計量可能存在低估。對于環境退化成本，筆者采用的是普遍接受的維護成本法，以生態恢復和環境保護費用進行衡量。但是生態恢復與環境保護費用，不足以全面衡量環境污染帶來的長遠的生態環境損失，比如生物種群的減少、自然環境不可逆轉的損害等，這些損失尚難以找到合適的方法進行衡量；此外，對于公眾生命健康福利損失，筆者使用呼吸系統疾病和肺癌的住院治療費用進行衡量，這也是目前常用的計量方法。但是高污染工業行業對于國民健康福利與生活質量的影響，遠遠不限于此。已有研究證明，環境污染不僅引發呼吸系統疾病，還會引發多種類型的惡性腫瘤和其他疾病，甚至跨代際的影響國民身體素質。此外，環境污染嚴重影響國民生活的幸福感。對于這類隱性環境負外部性，目前也難以進行定量分析。上述局限性也是作者今后進一步探討的領域所在。

參考文獻：

［1］ 李偉，勞川奇.綠色?GDP?核算的國際實踐與啟示.生態經濟,2006,(9).

［2］ 蔣志華，李瑞娟.論綠色?GDP核算試點中存在的六大問題.統計與決策，2010,(7).

［3］?S.J.Kwak,S.H.Yoo.A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Air-quality Valuation in Korea.Ecological Economics, 2001, 38(3).

［4］?W.R.Dubourg.Estimating the Mortality Costs of Lead Emission in England and Wales.Energy Policy，1996,24(7).

［5］ 李繼,郝吉明，段雷等.SO2排放造成的森林損失計算:以湖南省為例.環境科學，2002,23(6).

［6］ 楊志明，王文興，張婉華等.酸沉降破壞材料造成的經濟損失的估算研究.重慶環境科學，1997,(2).

［7］ 陳碩，陳婷.空氣質量與公共健康:以火電廠二氧化硫排放為例.經濟研究，2014,(8).

［8］?M.A.Delucchi.The Health and Visibility Cost of Air Pollution:A Comparison of Estimation Method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2,64(2).

［9］ 李瑩，白墨等.居民為改善北京市大氣環境質量的支付意愿研究.城市環境與城市生態，2001,(5).

［10］胡雁.青島市大氣污染對人體健康經濟損失評估.中國公共衛生,2003,(8).

［11］ 袁廣達.我國工業行業生態環境成本補償標準設計——基于環境損害成本的計量方法與會計處理.會計研究，2014,(8).

［12］B.Rrunekreef，S.T.Holgate.Air Pollution and Health.The lancet,2002,36.

［13］中國環保部.新常態下環境保護對經濟的影響分析報告.2015.

［14］N.Künzli,S.Medina.Public-health Impact of Outdoor and Traffic-related Air Pollution:A European Assessment.The Lancet,2000,356.

［15］何慶慈，孔玲莉.空氣污染對學齡兒童呼吸系統影響的研究.護理學雜志，2003,(5).

［16］W.Antweiler,B.R.Copeland,M.S.Taylor.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4).

［17］黨玉婷.中國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基于多邊及雙邊貿易的污染含量分析.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18］張相文,黃娟，李婷等.產品內分工下中國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基于投入產出模型的分析.宏觀經濟研究，2012,(4).

［19］席俊清，韓相宇，敬紅等.論建設項目“三同時”驗收監測的性質與作用.中國環境監測,2003,(10).

［20］M.Mani,D.Wheeler.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 Dirty industry in the world economy,1960 to 1995.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1998,7(3).

［21］劉渝琳，溫懷玉.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的實證研究.當代經濟科學，2008,30（2）.

［22］張平淡，朱松，朱艷春等．環保投資對中國減排的影響——基于?LMDI?的分解結果．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2,(7).

［23］胡飛.產業結構升級、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研究——以我國東部和中部地區為例.經濟問題探索，2011,(7).

來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寶寶起名 起名